八月政變及蘇聯解體

改革的失敗

由本章節前面的課文敘述可知，戈巴契夫改革的原意在於振興經濟，但是反造成經濟問題更加嚴重。1985年4月，戈巴契夫同時放鬆了中央對生產部門與聯邦和國家預算之控制，但未引進自由競爭，反導致各種發展失衡，最後導致超級通貨膨脹，參見表1。到了1991年底時，有一半的人在貧窮線下，食物支出佔平均家庭支出的50％，參見表2。令人民對重建結果幻滅。根據一分俄羅斯的民調顯示，有72％受訪者表示不能養家活口，大多數人並表示若能預見此結果，1985年時不會支持戈巴契夫之重建。

表1  1991年價格通貨膨脹

　

　

表2 基本食物之價格上漲情形

　

　

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為何不能成功呢？丁學良曾對中國大陸與蘇聯的改革進行比較：

中國在毛澤東時期，受中央指令性計畫約束的產品不足二百種，而蘇聯在勃列日涅夫（筆者按：布里茲涅夫）時期達二萬餘種。中國因為工業化程度低，無法對農業實行全盤的國有化和機械化的經營。蘇聯早在史達林時期就把全部的農業改造成國營的『農工聯合體』，集體農戶的莊園像工廠的工人一樣地遵行八小時工作制，拿工資。在蘇聯，很多種重要的產品由一個或兩、三個巨型的工廠生產，然後運往遼闊的全國各地。到了1980年代末，雖然民主化的改革已經走得很遠，全蘇聯尚無像樣的民營企業，市場機制無從談起。

1994年3月23日戈巴契夫來臺灣演講。他描述了1985年改革時的背景：

蘇聯是一個領土很大的國家，當時有兩百二十種語言，包括很多少數民族；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和人類的經驗；有自己的生活和心理特殊的個性。可是這是一個曾經經歷一個很奇怪、很特別經驗的國家──把共產主義制度籠罩在整個國家身上；到一九八五年時，已有三代老百姓生活在蘇聯的社會，而且他們從來不知道這世界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當時只有一個政黨；只有依靠一種意識形態，鎮壓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鎮壓其他思想，完全不承認會有思想自由；國家、政府和黨都依賴於一個國家所有制的財產；一個國家有超級軍事主義的經濟，有許多偏見與不穩定；所有工業只有百分之八到十是為人民服務的工業，銷售產品給人民。

所以，改革十分艱鉅。戈巴契夫認為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此必會牽涉到意識型態、和整個制度。戈巴契夫由經濟改革開始，但馬上感到制度的威脅，所以必須取消蘇共的專政。首先是1990年3月13日通過的蘇聯憲法修正案，使蘇共不再是國家與社會唯一的指導力量。此後，蘇共不再具有一黨專政的地位。政治改革馬上影響到政治的多元性。多元性意指不是只有共產黨做為國家主要的政黨，而允許並承認政治方面可以有其他的看法和態度，而且所有制也不特別規定國家所有，在這個範疇來進行改革。但是，戈巴契夫承認忽視民族問題造成了改革的致命傷。

戈巴契夫之所以在一開始會低估民族問題之重要性，乃因為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從未負責過非俄人之事務。總之，族群問題十分棘手，族群間衝突不斷造成了改革的一大障礙。在經濟表現每況愈下的困境中，戈巴契夫鑑於維持海外勢力的沈重負擔，遂提出了外交的「新思維」。他結束了八年多的阿富汗軍事行動。當初出兵乃是為了要阻止喀布爾出現一個反共的穆斯林政權；然而，在浪費無數的人力與物力後，卻始終無法有效地控制阿富汗全境。因此，1988年5月15日起，蘇聯開始把軍隊分批撤出阿富汗，結束此場猶如「美國的越戰」之戰爭，以集中力量從事國內經濟建設。1989年東歐各國共黨政權搖搖欲墜，戈巴契夫不但聲明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而且甚至沒有阻止德國的統一。蘇聯的聲威不再，而許多人卻無法忍受國力衰敗的事實。

矛盾的是，蘇聯的帝國勢力擴展到東歐，反而使境內各族群爭取主權、甚至獨立的訴求更具合法性。如果蘇聯仍處於史達林時代的國際環境中，也就是一個仍處於被資本主義國家環視的「社會主義」國家，則莫斯科大可宣稱為了保護社會主義神聖的淨土，故必須保有「聯邦」之形式。但隨著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一建立，使許多人──甚至共產黨員──亦可主張上述的理由已不復存。例如，立陶宛人可以問，為什麼不能以一個獨立於蘇聯之外的共產國家形式存在呢？東歐各國不就是如此嗎？蘇聯制度的顯著失敗，使人民不只對官方意識型態、亦對所謂「聯邦」運作的結果，普遍地喪失了信心，而會將中央化的蘇聯視為自身貧窮的原因。在此情形下，東歐各國一一逃離莫斯科之控制，便對蘇聯各族群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了，尤其是那些與歐洲接壤的國家，特別易受感染。

1986年的阿拉木圖事件，使戈巴契夫頗為吃驚。但直到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為了卡拉巴赫山區釀成流血衝突後，才迫使戈巴契夫正視民族問題。因為卡拉巴赫事件造成歷史上共產黨員首度沿著族群界線而分裂，而此事處理失當成為重建過程的轉折點。戈巴契夫不願讓亞美尼亞人循著自決途徑解決爭議，令許多民主派人士大失所望，也等於鼓勵各地的民族主義者以更為激烈的手段來達成目標。民族問題成了戈巴契夫重建的「阿奇里斯鍵」。

到了1989年春天，蘇聯媒體終於承認民族問題當尚未解決。因為數十年來，蘇聯政策的基礎，乃是以為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會自動地消蝕人民對民族之認同與忠誠，而形成一個使所有成員基於平等、繁榮、和諧和日漸同質性之新的多民族共同體。至此，這種幻覺已消失無蹤。因此官方的語彙不再使用「解決」族群問題，而改採「管理」（managing）一詞。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蘇共召開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時，戈巴契夫指出，當前主要的關鍵性問題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史達林時代造成了獨裁及鎮壓迫害等非法行徑，此種命令主義管理方法對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產生了極不良的影響。因此，改革的根本問題，就是遭遇到這些政制僵化與高壓命令的阻礙。在這些改革中，戈巴契夫特別提到了「民族關係」，他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應該配合徹底的經濟改革去認識與行使加盟共和國的權利」。「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自然會帶動民族自覺、意識的成長。這是一個好現像，但是由於對這方面的一些新要求沒有適切的加以注意，所以有些問題開始複雜化」。「今後也只有徹底實行列寧的民族政策才是我們發展的唯一有力基礎」。戈巴契夫並考慮更新和發展關於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省與區的法律，使之能更充分地反映它們的權利與義務，所有民族在中央與地方政權機關的代表性和自治原則。

隨著民族衝突越演越烈，1989年9月20日蘇共中央全會通過「蘇聯共黨當前的民族政策」一文。文中認為蘇聯民族問題的產生原因是「中央集權式劃一結構的行政指揮系統，愈來愈忽視民族發展的需求」。「大規模的鎮壓，尤其是將整個民族由其傳統居住地遷移到另外的共和國和區域內，乃是民族問題尖銳化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在個人崇拜時代，所有民族毫無例外都曾遭受慘重的損失。」「民族自覺的成長，刺激起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價值與傳統的關切。但在理論上已強行完成的民族親近方針，卻有礙於使這些需求獲得滿足。而民族問題似乎已充分徹底解決的論點，實際上卻導致貶低民族多樣性與精神生活特點」。「對民族獨特性漠不關心，以及許多社會問題未獲解決，都病態地反映在民族意識上，引起怨恨的感覺，而常常被利用來製造情勢，並為民族極端主義製造溫床」。因此，「社會主義必須以各民族權利平等，且每一個民族都應有保留自主性、獨特性、語言、文化與傳統的實際可能性為前提。今天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建立有效率的國家、社會與經濟機關，以保障民族的價值與利益能與國際主義的價值與利益自然配合。」文中特別針對語言問題提出看法：

蘇聯的民族－語言政策，具有特別的意義。所有語言的自由發展與權利平等，以及自願地選擇學習語言，一直是這項政策的基本原則。同時也產生立法以協調這些問題的需要。

承認冠有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稱號的民族語言為國語的適宜性，乃是共和國本身的職權。國語的地位不應導致語言的歧視，應擴大國語的社會及文化功能，解決為此所必要的物質──技術、幹部、教育或其他問題，鼓勵並協助其他民族的代表學習當地語言。

俄語成為我國各民族之間交往的語言。因此，要在各方面適當地建立有利條件，以便發展民族語言──俄語，及俄語－民族語言的聯繫。以立法來鞏固俄語作為全國國語，在全國境內通用，並且在與共和國國語權利平等的基礎上發揮功能，符合蘇聯所有民族的利益。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蘇共認為產生民族問題的原因在於背離列寧的民族政策，以及史達林主義的不當，使民族的特色與傳統被壓制，因而引起怨恨。在經濟困扼的情形下，使有心人士藉題發揮，而導致病態的民族主義情緒。文中除了重申尊重各民族語言的地位外，並呼籲保障俄語為實質通用語，以符合所有民族的利益。

1989年11月26日，戈巴契夫在真理報上發表「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造」一文，提出社會主義的新貌，「是其人道的面貌」。戈巴契夫再次貶抑史達林主義的遺毒，並進而闡述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聯盟國家的範疇下民族關係非得建立在民主、平等、互相尊重與各民族自由發展的基礎上不可。」「民族運動在為維護本身的主權、經濟與文化時，不能損及其他的民族、或是傷害到我們全聯盟以及改革的事業。」

到了1980年代時，蘇聯各地的工業化、都市化及教育機會之普及均頗有建樹，這些條件不但未能消弭民族認同，反而強化之。戈巴契夫的「開放」、「重建」與「民主化」的本意是要活絡蘇聯停滯的經濟，但卻點燃了民族問題。而包括戈巴契夫本人在內的莫斯科領導階層們卻低估了民族問題在政治上的爆炸性。

民族問題難解的原因，是起於兩種相互強化的趨勢。第一，各共和國的菁英們挑戰蘇維埃極端中央化的體系，並要求更多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自主權。第二，人民心中產生了一種十分模糊、未組織化但具強烈爆發潛力的憎恨，此在非技術性工人和低度就業或失業的年輕人身上尤為明顯，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不滿有效地轉移到族群仇恨上，並直接將苗頭對準「外來者」。另一方面，在外交的新思維指導下，戈巴契夫不再干預東歐諸國「走自己的路」。因此，在東歐的民族主義運動與蘇聯內部日漸升高的民族主義情緒間存在著一種痛苦的關連。對莫斯科而言，在壓制國內民族主義運動和寬容東歐民族主義運動之間難以拿捏得宜。如果在國內採行鎮壓老路線，則重建勢必無以為繼。

八月十九日政變

蘇聯勢力在東歐的退卻，馬列主義信仰的沒落，以及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終導致1991年8月19日震驚世界的政變。政變的本意是為了維護蘇聯的完整性而發動的，但是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政變的失敗卻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八月政變是有跡可循的。1990年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中，各種觀點、各派力量激烈交鋒。因此外界認為戈巴契夫在1990年10月到1991年3月這段期間「向右轉」（turn to the right）。他藉著人事變動以及疏遠強烈鼓吹政經轉型的昔日伙伴，而將領導階層帶到較保守的方向。對戈巴契夫來說，「向右轉」乃是戰術上的退卻，因為先前實施的「五百日計畫」已讓黨、政、軍以及戈巴契夫本人視為破壞蘇聯統一的最大威脅。而戈巴契夫認為激進的改革者與波羅的海分離主義運動對國家統一具有立即的危險性，所以他選擇了與保守派結盟。他不願蘇聯瓦解，又不願採鎮壓的老路，因為這樣做將同時摧毀民主化進程及他在國際上對改善國際環境努力之成果。由這個觀點便可瞭解為何在1990年冬天戈巴契夫的轉向。12月20日外長謝瓦納茲辭職，他的理由是「對開始獨裁的抗議」，「一部分勢力的人身攻擊運動」使他難以忍受。

1991年7月25日至26日，蘇共舉行中央全會。此全會最重要的就是討論蘇共的新黨綱草案，並預計在該年底舉行的二十九屆臨時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這份新黨綱草案有幾個特點：第一，引進人道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此將使馬列主義成為裝飾用的具文；第二，實行議會民主主義就使共產黨由專政的「先鋒黨」變成普通的政黨；第三，重組新的主權國家聯盟，蘇聯就會由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蛻變成主權共和國的平等聯盟；第四，實行多樣化所有型態的混合經濟，那是向市場經濟過渡，而不是向共產主義過渡。凡此種種，等於是宣告馬列主義與共產黨專政之告終。

此外，早在1990年3月時戈巴契夫已正式提出建立新聯邦國家之構想。在蘇共二十八大閉幕演說時，他呼籲盡早締結新條約。1990年12月24日，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計畫舉行有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命運的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問題如下：「你是否認為有必要繼續保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做為一個由地位平等的各主權國組成、經過再造的聯邦──在這些共和國內，所有一切民族的人民權利與自由都將獲得充分保障？」1991年3月17日舉行的這項公民投票，共有148,574,606名選民參與，達登記選民人數的八成。開票的結果，高達百分之76.4的人民投下贊成票。這項結果顯示出來，人民支持繼續保有蘇聯以進行改造。

1991年4月23日，戈巴契夫與九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指出締結新聯盟條約是克服危機的最優先議題。在此聲明中突顯共和國之權力擴大，並約定在六個月之內起草新憲法。至於未參與的六個共和國可自行決定是否願加入新的聯盟。1991年6月18日，戈巴契夫向最高蘇維埃提出的新聯盟條約草案，將國名改為「蘇維埃主權國家聯盟」（Union of Sovereign Soviet States）。草案內容確立了三點：第一，禁止聯盟軍隊介入國內糾紛；第二，共和國法律高於聯盟法律；第三，資源為共和國所有。蘇聯最高蘇維埃於7月12日通過有關主權國聯盟條約草案之決議。決議中表示，「在經過適當的進一步工作、在取得各共和國協議、並經聯邦政府派遣授權代表團參與協議過程之後」，才會簽署新約。經過多次討論後，預計自8月20日起由各共和國分批與中央簽署。

就在簽約的前一天，1991年8月19日清晨，莫斯科的居民由廣播得知，戈巴契夫「基於健康理由已經不可能」視事，而由副總統雅納耶夫（Gennady I. Yanayev）等八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State Committee for the State of Emergency）接管，「以治理並有效實施緊急狀態」。但是政變僅三天便失敗了。原因很簡單：發動政變者的能力不足。首先，直到宣布緊急狀況後六小時，政變者才派軍隊和坦克到莫斯科控制局面；其次，他們忽略了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的力量，使他得以成為反對的靈魂人物；第三，他們未能及時切斷俄羅斯國會與外界的聯繫管道；第四，國際上有影響力的領袖，強力譴責政變。

在發動政變的八人當中，雖有國防部長和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列名其中，但整個軍隊的態度，並未站在政變者這一邊。這是導致政變流產的重要原因。自1985年開始，蘇聯已進入一個政治和社會急速轉型的階段。回顧十月革命時，列寧奪取了彼得格勒後不必召開記者會向外界說明原因。然而八月政變發生後，八人小組當天便召開了記者會，表示戈巴契夫身體欠安。一位記者問雅納耶夫，他是否曾向皮諾契將軍（General Pinochet）請益？此言引起哄堂大笑。軍方拒絕參與政變，甚至還保護俄羅斯的國會大廈，與十萬人民共同保護葉爾欽及其政府。

八月政變僅維持了三天便落幕了。戈巴契夫由被軟禁的克里米亞返回莫斯科。這場政變使各共和國之間締結新聯盟條約之過程為之崩潰，不只政府加速分裂，整個社會也開始迅速瓦解。各共和國紛紛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8月24日，戈巴契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職，並解散中央委員會及蘇聯內閣。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以283票對29票通過，禁止共產黨的所有活動。至此，傳統上維繫蘇聯的三大支柱──黨、政、軍──已全面瓦解或式微，情勢猶如十月革命之前，蘇聯瓦解勢所難免。分離主義之運動若要成功，需要客觀條件之配合，它能否成功，很大一部份繫於母國的實力。立陶宛早已宣布獨立，八月政變後，各國紛紛跟進。9月6日莫斯科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

政變後，戈巴契夫仍然努力地欲維持蘇聯的存在。1991年9月2日，他與其他共和國的領袖們組成國家會議（State Council），打算成立一個新邦聯。10月4日，除了波羅的海三國之外，其餘所有領導人簽署了一份經濟共同體的條約，並籌組一個經濟聯盟。但是有三重阻力使戈巴契夫的努力未能克盡全功。第一，葉爾欽指責戈巴契夫欲維持中央建制，乃是個人企圖抓權之舉。因此，葉爾欽要求戈巴契夫去職，並將辦公室一併解散。第二，葉爾欽新任命的俄羅斯政府，在波在里斯（Gennadii Burbulis）和蓋達（Yegor Gaidar）領導下，準備在經濟上大刀闊斧改革，他們堅信唯有與其他共和國切斷關係，才能拯救經濟。第三，烏克蘭雖參與了戈巴契夫的協商，但共和國內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主要政治勢力已團結在獨立陣營中。

在此情形下，葉爾欽立即宣布承認烏克蘭的獨立。三百年來，烏克蘭與俄羅斯一直是統一的國家，它的獨立，對蘇聯政局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正如12月2日路透社記者之評論，烏克蘭的獨立，「對戈巴契夫總統拯救邦聯的努力可能是致命的打擊，並且可能標誌著他的統治進入了最後階段。」12月8日，俄羅斯、白俄與烏克蘭三國領導人宣布成立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並以明斯克為首府。獨立國協之成立代表蘇聯的進一步解體。隨即，除了波羅的海三國及喬治亞外，原蘇聯十一個加盟共和國均加入了獨立國協的陣營。12月21日，十一國領導人在阿拉木圖舉行會談，簽署了一系列的文件，並正式宣布：「隨著獨立國家國協的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復存在」。

1991年12月25日19時38分，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上空，那面飄揚了六十九年的蘇聯國旗在暮色中降下，而俄羅斯白藍紅三色旗在夜空中升起。戈巴契夫宣布辭職，象徵著蘇聯正式解散。列寧親手打造的第一個共產國家，至此告終。

蓋達曾指出，體制是從內部被它的統治階層推翻的。其實，由以上的敘述可知，在國家搖搖欲墜之際，既得利益的政治菁英以民族主義為訴求，聯手瓦解蘇聯，以便在新的國家中確保自身之利益。馬克思說，「現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係靠國家權力來『維持』，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關係」，正是最好的註腳。